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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小燕诉广州铁路(集团)公司铁路运输财产损害责任纠纷案
——火车票丢失须重新购票的条款是否属于“霸王条款”
作者:曾双喜
发布时间:2018-01-10 15:4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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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裁判要旨】

实名制后,在旅客不能出示车票时,铁路企业(以下简称铁路)对旅客车票不负有核实义务。

一、案情

2015年4月30日,原告蒋小燕委托朋友在江西南丰售票点购买了郴州西至广州南的G633次高铁车票,开车时间为2015年5月1日14:02分。原告朋友购票后用手机拍摄了车票照片发到原告手机上,并告知原告南丰售票点已答复说蒋小燕可以凭身份证从郴州西站进站。次日下午1:45分,原告到达湖南郴州西站检票口欲凭身份证验票乘车,因闸机无法读出车票信息被拒绝进站。原告向检票员说明购票经过,并出示了手机上的车票照片和身份证件以印证二者信息相符,但检票员认为被告不符合进站规定。原告又说明是南丰售票点答复说可以凭身份证进站,并要求检票员致电南丰售票点或用车票实名制(以下简称“实名制”)系统核实其是否购票,仍被检票员拒绝。因乘车时间临近,原告进站心切,双方言语不合,遂起争执,引来众多旅客围观。

下午3点左右,原告在出站口向执勤民警反映上述情况,民警对原告解释了相关规定,并建议原告如对车站服务不满意,可拨打12306电话投诉。原告即拨打投诉电话,但纠纷并未得到立即处理。18时许,原告另行购买了G831次的高铁车票赴广州,车票价格为174.50元。

2015年5月4日,原告致电郴州西站站长,要求对其误车一事给予答复,并投诉因检票员的服务态度恶劣给其身心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伤害,要求车站对检票员给予处理并告知处理结果。郴州西站答复:1、检票员拒绝原告进站是按章办事,没有过错。2、对当时双方争执的情况进行调查,如原告投诉属实,会对当事人作出处理。3、关于南丰售票点答复说蒋小燕可以凭身份证进站一事,如原告有证据证实,铁路可以赔偿。后原告对郴州西站的答复不满,遂诉至法院。

原告购买的G633次高铁车票价格为174.50元,票面载有蒋小燕个人身份信息,票面信息显示车票未被使用,该票购自江西南丰售票点。车票背面印有《铁路旅客乘车须知》,其中第四条内容为:实名制车票须凭乘车人有效身份证原件,票、证一致方可退票、中转签证;票、证、人一致方可进站、乘车。

中国铁路客户服务中心网站在售票平台上,就《铁路互联网购票须知》、《铁路旅客运行规程》等文件进行了公告公示。

二、裁判

长沙铁路衡阳运输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蒋小燕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25元,由原告蒋小燕负担。

长沙铁路衡阳运输法院经审理认为:公平原则是《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它要求双方签订合同时应当公平公正,在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时应大体对等,如果一方获得权利,必然负有对等义务予以平衡,如铁路旅客运输合同中,旅客因履行支付票款的义务而享有要求铁路运送的权利,铁路则因享有收取票款的权利而负有运送义务,如果双方权利义务悬殊过大,则构成《合同法》规定的显失公平,相对人可以申请撤销。

1.实名制后旅客买票、乘车增加了票证一致的义务,车票的流通权利被限制,致使旅客的权利减少,铁路却因实名制掌握了旅客的身份及车票信息,根据公平原则,铁路应负有对等义务,即为旅客核实车票义务,这也是原告蒋小燕认为铁路应为其核实车票的基础和理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国家铁路运输企业行使法律、法规授予的行政管理职能。”依该规定,铁路经授权后可以成为行政主体。

《铁路安全管理条例》第六十四条规定:“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按照国务院铁路行业监督管理部门的规定实施火车票实名购买、查验制度。实施火车票实名购买、查验制度的,旅客应当凭有效身份证件购票乘车•••••”。该条例是由国务院颁布,于2014年1月1日实施的行政法规,授权铁路在实施实名制管理活动时行使行政管理职能。

《铁路旅客车票实名制管理办法》是铁路监管部门交通部制订的部门规章,并于2015年1月1日起实施。双方在实名制中的义务分别为该办法第六条:实行车票实名制管理的车站及列车,乘车人进站乘车时应当出示车票和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第九条:铁路运输企业应当为车票实名制管理提供必要场地、作业条件和身份证件识读等设备……,逐步配备自助售票、取票和自动检票、查验等设备,为旅客实名购票、乘车提供便利。

依上述法律、法规等规定,铁路在实施火车票实名购买、查验制度时,被法律、行政法规授予行政管理职能,与旅客的关系不是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而是行政法律关系。

由此可见,旅客与铁路自购买车票起至合同履行完毕,双方存在两个法律关系,在民事法律关系期间双方的权利义务并未发生变化,在行政法律关系期间双方都被设定了相应义务。

实名制后广大旅客购票出行方式有了革命性的改变,节假日特别是春运期间倒卖车票猖獗,旅客一票难求的现象得到遏制,站车治安环境有了根本性的好转,这其中固然与高铁开通后铁路运力增加和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有关,但实名制也功不可没,特别是在解决购票难的问题上,实名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广大公众,特别是经历过实名制前后两种制度的公众,对这些变化心中自有感触。这些变化就是实名制带来的利益,利益来源于旅客与铁路为实名制所履行的义务,利益主要分享者是包括原告在内的广大旅客。

《合同法》中规定权利义务对等的各方主体须是平等主体,适用前提是权利义务流转时存在因果对应关系,当一方权利的增加来自另一方权利的减少时,方可设定对等义务予以平衡,如果一方减少的权利并未流向合同相对人,而是流向合同外第三人,却要求合同相对人承担对等义务,则与公平原则相悖。原告根据合同相对方始终是铁路这一表面现象,错误的认为旅客与铁路之间只有一种单纯的运输合同关系,进而简单地认定权利和义务只在旅客与铁路之间的范围内流转,旅客权利减少,必然导致铁路权利增加,故而认为铁路负有核实车票的义务,因其未看到双方权利义务流转的实质,故得出的结论失之偏颇。

可以看出,有核实车票的能力并不等于有核实车票的义务,以权利义务对等为标准,从实名制前后双方全部权利义务的得失变化情况来看,旅客一方享有的权利更多,承担的义务更少,故不能推断铁路负有核实车票义务的结论。

2. 原告这种确已购票但因故无法出示车票的旅客为数极少,为这极少数旅客核实购票信息并不需要付出多大成本,对确已购票的单个旅客来说,也相对公平,这种观点从表面来看似无大碍,但并非如此。铁路旅客运输合同作为典型的格式合同,具有一般合同所不具有的特征,一方主体恒为铁路,另一方为不特定公众,合同的内容已预先确定,权利义务在同等条件下适用于一切相对人,不因相对人的不同而不同。这就决定了铁路履行义务的范围只能是全部而不能是部分,所以核实车票的义务对铁路而言只存在“有”、“无”的问题,而不存在履行范围“全部”、“部分”的问题。若“有”,铁路必须对全体旅客履行核实义务,无论其能否出示无票,若“无”,铁路则无须对任何旅客履行核实义务,而无论其是否确已购票。对年发送旅客量近三十亿人次的铁路交通运输而言,任何一条规则的改变都会改变上亿人的出行方式,如果铁路对车票负有核实义务的规则一旦确定,所有旅客均可凭身份证进站上车,“票、证、人一致”变成了“证、人一致”,纸质车票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上述观点忽视了格式合同的法律特征,没有认识到为“极少数旅客”核实车票与格式合同的性质完全无法相容。

综上所述,原告认为铁路对其有核实车票义务的主张,不予支持。

需要说明的是,铁路旅客运输合同作为格式合同,其内容不由双方协定,而是由法律进行规制,国家有关规范铁路旅客运输的法律、法规及规章,公示后均成为合同的应有内容,原告如认为其中某些条款是霸王条款,或对其它条款本身有异议,可以依照相关法律规定以该条款为诉讼标的另提诉讼。

原告还认为,手机的车票照片信息与她本人身份信息相印证,又对车票购买情况作出了合理说明,足以证明其已经购买了车票,符合“票、证、人一致方可进站”的条件,被告拒绝其进站的违约行为侵犯了其财产权。 铁路旅客运输的服务对象是广大不特定公众,相对人一旦支付对应票款并获得确认, 铁路旅客运输合同即告成立。合同的相对性决定了铁路在履行合同前必须首先将合同相对人特定化,我们平时所说的“检票、验票”实际上就是铁路鉴别合同相对人的过程,相对应的,旅客应当出示合同的基本凭证-车票,证实自己是已履行付款义务的相对人,铁路应当对自己履行运输义务。

《铁路互联网购票须知》第7条第4款规定:换取纸质车票后,铁路电子客票失效,凭纸质车票按现行规定办理改签、退票以及进出站、乘车过程中的验证、检票、验票,不能凭手机短信、电子邮件等在车站售票窗口办理改签、变更、退票以及在进出站、乘车过程中的验证、检票、验票。 第9条第1款规定:旅客按本须知规定任一方式取得纸质车票后,铁路电子客票失效,请凭纸质车票办理进出站检票和列车验票。

上述规定在实名制后实施,通过公告公示已成为合同的应有内容,结合两条规定的内容来看,凡取得纸质车票的的旅客,出示实物车票是证明旅客购票的唯一方式,且排除了通过电子信息等证据佐证替代实物车票的出示方式,也可看出铁路从反面否定了自己对旅客购票的核实义务。

原告认为其出示车票的方式符合合同约定,其实质是建立在铁路对旅客购票负有核实义务的基础上,该基础一旦崩塌,后面的“车票”出示方式也成了无源之水。原告进站时未能按合同约定出示纸质车票,已构成违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这是关于侵权责任的一般规定。原告蒋小燕以被告侵权为由诉至法院,必须从侵权事实、过错、后果、因果关系等方面提供证据加以证实。原告未能按合同约定出示纸质车票,已构成违约,被告依合同约定拒绝原告进站,既不违约又无过错,对原告不存在侵权行为。原告要求被告赔偿交通费、误工费、住宿费各1,000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原告蒋小燕又认为被告的检票员服务态度极差,言语粗蛮恶劣,侵犯了其人格权,要求被告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10,000元。法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原告当时因进站心切,双方言语不合,遂起争执,引来了众多旅客围观,起因是原告未按约定出示车票,又急于进站导致双方发生语言冲突。后原告向法院申请调取视频,因时间已超过三个月导致举证不能,原告提供的电话录音也不能证明其人格权受到侵犯,其主张因无证据证实,不予支持。

此外,原告还认为,根据《铁路旅客运营规程》第三十四条的规定:持动车组车票的旅客改乘当日其它动车组列车时不受开车后两小时限制。也就是说车票不作废,被告告知原告重新买票是误导了原告。法院认为,上述规定所指是车票当日内可以改签,并不能得出车票不作废的结论,改签的前提是原告持有车票,如原告能出示车票,本案纠纷也无从发生,该主张与事实不符,不予支持。

三、评析

火车票丢失须重新购票的条款是否属于“霸王条款”的问题。

反对方的主要观点为:1.《合同珐》、《铁路旅客运营规程》均制定于实名制前,其制定时根本无法预料以后会实行车票实名制,虽然实名制前后车票的名称都是“火车票”,但车票的属性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从不记名票证变为记名票证,所以《合同法》、《铁路旅客运营规程》关于车票的规定不应适用于实名制车票。2.根据实名制后须“票、证、人一致方可进站。”的规定,车票的使用人已被特定化和唯一化,有多种方式可以证明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车票己不再是证明的唯一方式,而仅仅是合同成立的凭证而已。3.铁路通过实名制后已掌握旅客购票信息,根据公平原则,铁路则负有为旅客核实车票义务,但铁路不但不予核实,反而要求旅客重新补票,其行为侵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所以该条款应认定为属霸王条款。

从已生效的此类判决看,法律依据均为《合同法》、《铁路旅客运营规程》中有关车票规定的条款,虽然上述法律、法规并未失效,但从法理的角度来看,用比车票的规定来适用彼车票,难免有不公正之嫌,而公众指责的焦点正是这些规定,舆论一边倒批评的原因也源于此。所以仅以《合同法、《铁路旅客运营规程》为依据判决此类案件,当事人不但口不服,心亦难服,这也是此类案件层出不穷、诉讼不止的主要原因,也未能充分体现民事判决“定止纷争”的作用。

综合此类案件当事人的诉求来看,实名制后旅客买票、乘车增加了票证一致的义务,车票的流通权利被限致使旅客权利减少,铁路却因实名制掌握了旅客的身份及车票信息,根据公平原则,铁路应负有为旅客核实车票的对等义务,这是当事人认为铁路应该为旅客核实是否购票的法理基础。

公平原则是《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它要求确定合同各方的权利义务时应大体对等,如果一方获得权利,必然负有对等义务予以平衡。如铁路旅客运输合同中,旅客因履行支付票款的义务而享有要求铁路运送的权利,铁路则因享有收取票款的权利而负有运送义务,如果双方权利义务悬殊过大,则构成显失公平,相对人可以申请撤销。

《合同法》规定权利义务对等的各方主体须是平等主体,适用前提是权利义务流转时存在因果对应关系,即一方权利的增加来自另一方权利的减少时,方可设定对等义务予以平衡,如果一方减少的权利并未流向合同相对人,而是流向合同外第三人,却要求合同相对人承担对等义务,则与公平原则相悖。那实名制后旅客增加的票证一致的义务,减少的车票流通权利是否流向了铁路?

而铁路对此也是满腹委屈,为了车票实名测,铁路提供场地,增添查验 识读设备,增加检查人民 这都罢了,现在竟然还要把旅客保管车票的义务也转由铁路承担,难道这样才算公平?

车票背面的“乘客须知”第四条“票、证、人一致方可进站”的规定来自交通部2015 年1月1 日颁布实施的《铁路旅客车票实名制管理办法》,该规章共十八条,均为义务性条款,为旅客设定义务的是第六条:实行车票实名制管理的车站及列车,乘车人进站乘车时应当出示车票和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为铁路设定主耍义务的是第九条:铁路运输企业应当为车票实名制管理提供必要场地、作业条件和身份证件识读等设备,逐步配备自助售票、取票和自动检票、查验等设备,为旅客实名购粟、乘车提供便利。该规章的制定依据来自国务院颁布的《铁路安全管理条例》,条例第六十四条规定:“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按照国务院铁路行业管理部门的规定实施火车票实名购买、查验制度。实施火车票实名购买、查验制度的,旅客应当凭有效身份证件购票乘车……”。可以看出,条例授权铁路在实施实名制管理活动时行使行政管理职能。《铁路法》第三条规定 “国家铁路运输企业行使法律、法规授予的行政管理职能。”依该规定,铁路经授权后可以成为行政主体。

根据上述层次分明的法律、法规及规章规定,铁路在实施火车票实名购买、查验时,被授予行政管理职能,与旅客的关系不是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而是行政法律关系。

由此可见,旅客与铁路自购买车票起至合同履行完毕,双方存在两个法律关系,在民事法律关系期间双方的权利义务并未发生变化,在行政法律关系期间双方都被设定了相应义务。当事人根据合同相对方始终是铁路这一表面现象,错误的认为旅客与铁路之间只有一种单纯的运输合同关系,进而简单地认定权利和义务只在旅客与铁路之间的范围内流转,旅客权利减少,必然导致铁路权利增加,故而认为铁路负有核实车票的义务,因其未看到双方权利义务流转的实质,故得出的结论失之偏颇。

实名制后广大旅客购票出行方式有了革命性的改变,节假日特别是春运期间倒卖车票猖獗,旅客一票难求的现象得到遏制,站车治安环境有了根本性的好转,这其中固然与高铁开通后铁路运力增加和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有关,但实名制也功不可没,特别是在解决购票难的问题上,实名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广大公众,特别是经历过实名制前后两种制度的公众,对这些变化心中自有感触,这里不作赘叙。这些变化就是实名制带来的利益,利益来源于旅客与铁路为实名制所履行的义务,利益主要分享者就是广大旅客。

可以看出,以权利义务对等为标准,铁路虽有核实车票的能力,但并不等于有核实车票的义务,从实名制前后双方全部权利义务的得失变化情况来看,旅客一方享有的权利更多,承担的义务更少,故不能认定铁路负有核实车票义务的结论。

丢失车票的旅客为数极少,为这极少数旅客核实是否购票并不需要付出多大成本,对确已购票的单个旅客来说,也相对公平,这种观点从表面来看似无大碍,但并非如此。铁路旅客运输合同作为典型的格式合同,具有一般合同所不具有的特征,一方主体恒为铁路,另一方为不特定公众,合同的内容己预先确定,权利义务在同等条件下适用于一切相对人,不因相对人的不同而不同。这就决定了铁路履行义务的范围只能是全部而不能是部分,所以核实车票的义务对铁络而言只存在“有”、“无”的问题,而不存在履行范围“全部”、“部分”的问题。若“有”,铁路必须对全体旅客履行核实义务,无论其能否出示无票,若“无”,铁路则无须对任何旅客履行核实义务,而无论其是否确已购票。对年发送旅客量近三十亿人次的铁路交通运输而言,任何一条规则的改变都会改变上亿人的出行方式,如果铁路对车票负有核实义务的规则一旦确定,所有旅客均可凭身份证进站上车,“票、证、人一致”变成了“证、人一致”,纸质车票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上述观点忽视格式合同的法律特征,没有认识到为“极少数旅客”核实车票与格式合同的性质无法相容。

基于上述观点,根据公平原则,火车票丢失须重新购票的条款,并未导致双方利益失衡,不应属于“霸王条款”。

来源:研究室
责任编辑:童飞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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